成为张桂梅

成为张桂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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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着张桂梅去家访,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放给学生们看。但有时候,王秀丽不愿意拍,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,并不想展示出来。张桂梅固执地要拍,她说,我不这样做,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。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,「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,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,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,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,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,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,有点尖锐。」

文|戴敏洁

编辑|金匝

掌控

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,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。

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,天还没亮,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,是来催促起床的,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,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:「傻丫头,快点!」到了教学楼,喇叭声也不间断:「时间快到了,迟到了的扫球场去!」

课间操的音乐响起,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:「脚抬高点呗!」到了吃饭时间,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,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。到了深夜,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,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。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,按照规定,宿舍的门不能关,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,她马上能听到。

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,在它之前,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。喇叭的主人强硬,脾气挺大,不好对付,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。

在这所寄宿制学校,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,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,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,也节约水,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,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。开学时要抄党章,看革命战争片,周六有一堂思政课,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,作为一个女性,一定要坚强,要独立,要读书,用知识来改变命运。

有高三的学生,把书码得高高的,在那儿低头打瞌睡、照镜子,张桂梅发现了,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,把镜子直接砸烂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,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。按照规定,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。女孩倔着不认错,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,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,6点多上课,老师快坚持不住了,还是得陪着张桂梅「演戏」,分饰黑白两角,一定要让女孩认错。

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,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,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,干脆绕点远路。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,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,成绩下降了要被骂,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……

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《人物英亚app官网下载》,自己能待这么久,是个意外,跟张桂梅在一块,必须处处自觉。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,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,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,让女孩们看见,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,把脸弄过敏了。这些志愿者,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。

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。2008年,张红琼读大四,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,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,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,说想来女高当老师。张桂梅强调,要能吃苦。她想,自己后来被选上,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。

来华坪面试那天,张红琼看到,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。5个月后的9月1日,凭着一栋4层楼,女高英亚开学了。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,男老师住一间,女老师住另一间,学生们住在二楼,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。晚上学生上厕所,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,到旁英亚彩票app边的民族中学去上。

刚办学的时候,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,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,到七点钟,还要打扫干净院子。张红琼说,他们一点也不情愿,觉得她太压榨了,违反了《劳动法》,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,签了名,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。一年之后,17个老师走了9个。

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,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,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。有一次,她没看学生扫地,出门吃饭了。吃着饭,接到张桂梅的电话,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,但还是晚了,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:你现在回来干什么……张红琼一边哭,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。

早上要跟卫生,中午要跟,晚上还要跟,后来张红琼怀孕了,她想,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。一天早上,她决定「软抵抗」,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,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。张桂梅找到她,她说,卫生不想管了,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。张桂梅同意了。但之后两年,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,「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,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」。

张桂梅在给孩子们上课 图源cfp

母体的肥沃

就是这样一位「暴君」,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《面对面》节目里。她建起的女高,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,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,考上本科的是150人。再往前数,从2008年女高成立到现在,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,离开这里——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,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。七八月份,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,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,网上都是「女英雄」的称呼。

在华坪,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。成为女高校长之前,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,也是当地孤儿院「儿童之家」的院长。时代变迁里,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,随意问起路人,人人都知道她,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,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,劝女孩们回来读书——实际上,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,张桂梅骑的,是一匹马。

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,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、伟大的党员——少年丧母、青年丧父、中年丧夫,一生无子。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,连远在东北的哥哥、姐姐相继去世,她都没有时间回去。她没什么朋友,也没什么兴趣爱好,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——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。

那是今年10月,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。视频中,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,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——「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,你滚出去」,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,「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」的声音,一时之间淹没过了「女英雄」。

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,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,直到11月份的一天,她才出现,穿一件黑色羽绒服,党徽戴在胸前,打开羽绒服,里头是黑色毛衣,在同一个位置,还戴着一个党徽。「红到心里去了。」她伸手去遮,有些不好意思。

有媒体问张桂梅,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?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?

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,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,「又提到女性了,算了。」

「全职太太」事件之后,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。那天,包括《人物》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,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,说你怎么又来了,是揶揄的语气,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,直接、干脆。

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,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,「能救一个是一个」,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,还可以读书,高考,离开这里,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。

「真的是重要,家庭的背景,家庭的环境,母亲母体的肥沃」,张桂梅正讲着,我们大笑了起来,母体的肥沃?多么新颖的表达。

「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,土地的肥沃……」张桂梅赶紧解释,但也跟着笑,「我又不好好说话了。」

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「女权主义者」的称谓,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。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,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,救一个就是救三代,「可能我和她接触多,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,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,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,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?」

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、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。很多人谈独立,谈自由选择,不见其语境。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,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。「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,如果没有这个学校,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,生一窝的那种。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,「她作为一个母亲,作为一个老师,把你捞出来,救了,你又回到原点了。」

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,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。作为记者,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,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。「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,其实她是个非常英亚app普通的女人。」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,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,相约吃火锅和披萨,喝几杯云南干红,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、吃零食。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、去世的丈夫,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。

她们也会争吵,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,十几天不联系,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。女高建校那年,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,张桂梅在那头说,我都要死了,你还不来看我。「她也有她的烦恼,她也有她的委屈。」

跟着张桂梅去家访,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,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。但有时候,王秀丽不愿意拍,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,并不想展示出来。张桂梅固执地要拍,她说,我不这样做,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。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,「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,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,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,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,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,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,有点尖锐。」

张桂梅接受采访图源《面对面》

爱和被爱

许多年前,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。那时,她在大理有丈夫,有一个家。

她是黑龙江人。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,在她年少时去世,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、生活,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,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。1974年,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,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、宣传队队员,80年代,经人介绍,她认识了一个男人,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,「为了他,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」。很快,他们结婚了。

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,在喜洲一中任教。在她的回忆里,丈夫多才多艺,兼职给别人修家具、讲微积分课,赚来的钱给她花,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。她不愁衣食,不用自己做饭,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,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。丈夫对她好,去大理市里开会,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,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。

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。在东北,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,在家排行第五,跟着哥姐长大,没有严厉的管束,人送她外号五猴子,总是上蹿下跳,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,调皮捣蛋,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,把人家的长发剪掉,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,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,手就肿起来,她挨了一顿骂,往外跑,在野外遇到了狼,最后被老乡送回家。

等结了婚,她喜欢去歌舞厅,不想去开学校例会,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……有时候喝醉了,丈夫就把她背回家。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,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,化妆,穿紫色皮鞋、蓝色裤子、红色上衣,她和丈夫的宿舍里,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,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,美极了。

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,到了午休的大课间,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,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、跳舞,「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」,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:老妖精,简称老妖,她也回嘴,小妖,「生活有滋有味的」。

1993年12月,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。后来,她形容那段岁月,「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,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,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。」

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,把房子卖掉,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,总共筹了二十多万。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,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,她不愿意。丈夫自己也想放弃,她劝他,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,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。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,她都试,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,二十多万,半年就见底了。

1995年2月,丈夫还是走了。她不想埋葬他,也不想火化他。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,万念俱灰,往行驶的车上撞,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,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。回去以后,她和停尸房的人说: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。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。爱与被爱的生活,结束了。

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,处理完后事,她失去了生命力,头也不洗,只是躺着,什么都不想干。只要一出门,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,活在洱海中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,她想,她必须离开。她申请调动,填了许多地方,只有华坪接收了她。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,大理是个大城市,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。1996年,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,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,来到华坪。

起初,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。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,一年之后,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。但到了华坪,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: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,有学生买不起饭,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,作为第二天的早餐。她常带学生下馆子,帮他们交学费、添置衣服和被子,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。这里的孩子需要她,「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,我做了一点小事,我感到快乐」。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。

她清楚地记得,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,走了五六个小时,把卖桃子的收入、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英亚体育,「他很朴实地告诉我,就这些了啊,我有钱还给你送来。」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,一分钱、五分钱、两毛钱的纸币,零星的几个硬币,脏兮兮的,总共不到50块钱。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,留作纪念,「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,还满高兴满高兴的,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。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,一句都没有的。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。」

她反观了自己。「人家还没像我,我不缺吃,不少穿啊,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。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。自己(就别)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,是不是?」她慢慢打起了精神,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。

「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」,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,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。1997年4月,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。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,她走了40分钟。回到了宿舍,她哭一会儿,站一会儿,一夜未眠。

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,第二天,铃声一响,她本能地走进教室。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,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,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。她还能怎么办呢?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,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,在他身边照顾,如今轮到了自己,没有医药费,也没有人安慰。

吃止痛药,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,就这样,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。后来,她借了几千块钱,坐上了夜班车,到昆明做手术。她的肿瘤拿下来,肠子粘连到了后背,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,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,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,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。

万幸的是,这个从外地来的、埋头苦干、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。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,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,就干着第二份职业,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,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。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,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。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,两次手术期间,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,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,给她取氧气袋,一晚上跑了五六次,整夜在身边照顾她。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,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,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。

她形容,那是一种「爱的支撑」。

后来,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。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,有人慕名而来。有一次,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,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,你过来看一下嘛。王秀丽想,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,通常都是不厉害的,便没去。第二天才知道,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,见面的时候,张桂梅还涂了口红,穿了高跟鞋。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,但那人已经走了。

要是成家了,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,张桂梅说,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。王秀丽说,每天很累地回到家,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,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。

王秀丽听说,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。那人坐椅子,孩子就说,你起来一下,假装要扫地。那人坐床边,孩子就说,你起来一下,假装要叠被子。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。他们还问张桂梅,你要忙着结婚吗?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?

后来,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。

张桂梅和去世丈夫的生前合影 图源网络

不只是贫穷

王秀丽觉得,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,「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」。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,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,有一溜儿的玩具,没吃过什么苦,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,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。

深山里头,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。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,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,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,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,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,烧点苞谷,烧点洋芋,混着发霉的米饭,一顿顿吃下去。

也不仅仅是贫穷。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,很多年不回来,她和爷爷住,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,家里破败。小姑娘要高考了,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,王秀丽看到,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英亚体育_英亚体育app_英亚官网角,笑得十分开心。但是母亲神情僵硬,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。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,她觉得难过: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

从这个家离开之后,王秀丽心里憋闷,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,天色将暗,天气寒冷,她想,如果读了书,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:早早嫁人,生养一个女儿,却不懂得如何去爱、去教育她。

那时,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「儿童之家」的院长,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,女孩多于男孩。华坪县产煤 ,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,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。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,家里有6个孩子,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。但在华坪,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,「就是你丢了我拣」,辗转来到孤儿院。

孩子背后的母亲,遭遇也是惨烈的。一个小男孩的母亲,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,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,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;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,到另一个城市生活,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;一个小男孩的母亲,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,在家用土办法接生,产后大出血,她想见丈夫,但是婆婆不让,觉得晦气,最终女人遗憾离世,丈夫终日买醉,犁田时死在了田里,留下一老一少。后来张桂梅才知道,这位婆婆,一辈子没下过山。

同时,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。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,华坪县就有26个,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,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,张桂梅就进山里,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。有时候敲门,介绍自己是老师,屋里有动静,却没人来开门。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,家里没了劳动力,反正国家给补助,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,「烤洋芋就烤洋芋,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,反正也饿不死」。

从年幼到后来成家,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,直到进了大山,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,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,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,「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,我想了很久很久,不知道到底怎么办。」最初,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,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。

但在去家访的路上,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。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,她跟人家说,走,跟我去读书,同行的人说,你是不是疯了,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。张桂梅执意,走,跟我去读书。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,吆着老牛就走了。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,背个小包包,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。

「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,但是我想救她们啊。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、见世面。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,你自己却这样?」家访的时候,她会问家有多少人,有多少亩地,有多少花椒,是否挂果了,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,去摸摸床上的被子,就知道家境如何了。

「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(女高),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,并不是。」11月,在她的办公室里,张桂梅提起往事,依旧有些激动,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,拍拍旁人的大腿。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,方便她巡逻,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。她也承认,这种投入和回馈,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。

张桂梅和孩子们在一起 图源cfp

天真的、蛮横的

2007年,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十七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,她喊着,我有一个梦想。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,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。在公交车上,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,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。

最初,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,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。「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,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,得出瘾来了,老想怎么着怎么着。」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,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,可以好好地到老了,躺在荣誉上,过完这一生。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,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,「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?」

2004年,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,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。去北京的路上,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。杨文华教高中出身,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,修个学生宿舍,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。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,没有任何管理经验,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?还一身病,随时有可能倒下。而且,师资、钱、校舍在哪?

他故意问她,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,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?

她说,两万够了吗?

你做梦去吧!杨文华干脆地说。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,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。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,还非常幼稚,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。

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,她着急地说,我们等得起,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。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,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?

谁也没有说服谁。后来他听说,张桂梅去昆明「化缘」了。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「化缘文案」:我们全县十多万人,一个给我10块钱,我也是好几百万了,全省那么多人,一个人给我5块钱……「你说天真不天真?」

在昆明,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、劳模证明、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,她上街去募捐,一是为了办女高,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。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,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,她也天真地以为,足够了。

第一次去要钱,她下不了车,也张不了口,满大街转悠。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,翻来覆去睡不着,要不着钱,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,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,「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?」天亮了,她继续坐车,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,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。她进门,对方一看,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?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。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,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,转头就变成乞丐了,「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」。她说明来历后,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,说给孤儿院,办学校不管。

后来她有经验了,不去单位找难堪了,就在街上要,她拉着人问,你能不能给我点钱,我有个孤儿院,我想办个学校。人家说,好手好脚不干活,戴个眼镜出来骗人。姐姐听说了,也说她:你的脸皮真厚啊,这是人做的事吗?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。

那5年里,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,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,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,怕身体完全垮掉,她没有选择化疗,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,常常感到呼吸困难。在昆明,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,把自己憋死。即便如此,「化缘」来的钱远远不够。

转机在2007年出现。「最最直接的,我不回避,就是张老师干到十七大代表了」,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,看着张桂梅在北京「一炮放出去了」。「华坪通天了」,各级的压力就来了,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。

十七大新闻播出那天,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,只有一句简短的「谢谢」。后来见面,王秀丽就说她,你还挺傲娇的呢。但她知道,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。女高建校那年,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,在电话里一直哭,说,你要是再不来,我就要死掉了。王秀丽赶紧去找她,半个小时后到了,张桂梅还在哭,也不说为什么。那天,王秀丽没去上班,就陪在她身边,静静地听她哭完。

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图源网络

支撑

如今,王秀丽的女儿在女高读书,生了大病,为了方便照顾女儿,她搬进了女高的教职工宿舍。12年了,建校时种下的芒果树已经郁郁葱葱,走在女高的路上,王秀丽指了指掩在树后的教职工宿舍,说,「她开心的时候,会拿喇叭在那喊我」。

秀丽啊,你出来一下,秀丽啊。听到张桂梅的声音,王秀丽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。那个瞬间,小喇叭变成了张桂梅手里的一个玩具,用来呼唤自己的好友。

今年春节,张桂梅给了王秀丽一张自己病例的复印件,类风湿性关节炎、支气管炎、严重骨质疏松、神经鞘瘤、骨瘤、肺气肿、小脑萎缩……她被查出来23种病,有时候太痛,也会和王秀丽诉苦,我死了算了,我把这窗户打开,就从这里跳下去。

但更多时候,被小喇叭叫出来后,两人只是斗一会儿嘴,闲聊。很快,张桂梅又举起小喇叭——下课铃声响了,10分钟的吃饭时间开始倒数计时。「跑快点」、「说你呢」,张桂梅又变成那个严厉的女高校长,学生嘴里的「大魔头」、「周扒皮」。

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,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。那时候,张桂梅的名声渐起,杨英亚彩票老师写信告诉她,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,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。没有家庭,不能完整地过日子,放弃了世俗的快乐,那么拼命,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。杨老师记得,她没有生气,只是回信说,人活着,反正要做点事情。

每次到昆明开会,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,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,夜晚,再用喇叭声结束。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,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,老大呢?在女高三年,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,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。但女孩们进了大学,有了舞台,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,「老惦记人家干嘛,她出去放飞,放飞就行了」。

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、愚昧的母亲、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,殷鉴觉得,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。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,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、聚餐,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。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,不再是贫穷、被困住的生活,「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」。

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。2018年,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,她被送进了医院,那之后,她瘦了二十多斤,衣服变得空空荡荡。如今起床,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,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——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的被子。离开女高回北京后,殷鉴给她打电话,她说,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。他听着揪心,后来打电话给她,都需要下半天决心。

这两年,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从前,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,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骂:我们都供你读书了,你还如何如何。但现在,她只是会说,姑娘,你要好好读书,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。「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,她就是老了。」

张桂梅身边的人说,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了。人人都知道,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。每次课间操期间,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:学姐加油!加油上清华!加油上北大!「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、北大的就好了。」她最常说这话,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们,「你看我这些孩子,胖嘟嘟的,是不是看着很好嘛……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是清华、北大的啊……」

「我看啊,哪一个都不是。」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。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,培养过清华、北大的学生,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,「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」。

有一回,张桂梅犯心脏病,趴在柱子上动不了,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,不说送她去医院,只是说,别着急,我给你考清华,就走了。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,最终上了浙大,那是张桂梅离清华、北大最近的一次了,她也知道,孩子们都是在硬考,「累个半死」。

还有一回,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,对方不带课本,公式一个套一个,从高一套到高三,高三再套回来,「哗啦啦讲完了,我们全部傻了」。张红琼教地理,女孩们高中入学了,问她们美国在哪儿,都指不出来。女孩们努力了,考了个20分,也急,也哭,老师们不敢骂,只能安慰。那个上浙大的女孩,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,她告诉了张桂梅,张桂梅说,那再背一遍好了,咱再多考一分,也许就上清华了。

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,都让张桂梅失望。但殷鉴说,「我们又觉得也挺好,那要是真有了,她可能当时就……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,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。」

早上5点15分醒来,张桂梅每天都在想,不干了不干了,明天就不干了。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,也止不住地疼。下床感到非常艰难,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。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,「六十多岁了,不想彻底治病了,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,继续追逐我的梦想」。

《人物》最后一次见到张桂梅,是11月的一个傍晚,她从儿童之家出来,穿着羽绒服,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。刚洗完澡,她的右肩疼得很,孩子们帮她擦了药。「擦完药也不好使啊,难过得要死要死的。」她说,「此刻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。」每天傍晚,她都会去儿童之家待一个小时再回女高。10分钟的路程,她已经走不动了,一个儿童之家的孩子骑着电动车送她。

她拒绝了和我们再聊一次,「给我留点力吧,我还要去找学生聊。再不回去,她们估计又以为我去医院了」。她用手撑着骑车人的肩,侧着身子一点点挪上了后座,「到我明年高考完,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……到时候你再来,看我的成功与失败。」

正在冲刺学习的女高学生们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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